[摘要] 80后青年学者杨庆祥结合自己个人体验、观察和思考，提出一个判断——“80后是失败的一代”。面对这种“失败”，他产生了很多疑问：“我们出了什么问题？是我们自己不够努力吗？80后，应该怎么办？”
80后，怎么办？
80后青年学者杨庆祥结合自己个人体验、观察和思考，提出一个判断——“80后是失败的一代”。面对这种“失败”，他产生了很多疑问：“我们出了什么问题？是我们自己不够努力吗？80后，应该怎么办？”
“我们的成长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，我们享受了父辈难以企及的物质丰富与个人自由，但我们也遭遇了父辈完全陌生的痛苦，那就是飞涨的房价与贫瘠的收入之间的落差。”
“父辈和我们自身都曾以为这一代可以走出一条新路，可以构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，至少在低的层次上，可以构建一种新的表达自我的方式，新的价值观，或者新的审美，但事实并不是这样。”
如果用现实标准来衡量，1980年出生的杨庆祥，应该是个“成功”的80后。他大学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，从事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研究，工作3年评上副教授，在文学圈里被评价为“国内80后里的文学批评家之一”。
但在这位年轻副教授眼中，高学历、知识精英、副教授、青年批评家，这些闪着些许光环的名头叠加起来，也不能遮盖他内心深处的某种“失败感”。
步入而立之年以后，杨庆祥试图找到这种“失败感”的症结，于是他开始直面和剖析自己的成长经历。
他还跳出自己的生活圈子，走近另一些人生轨迹不同于自己的80后，体验他们的生活，跟他们对话，听听同代人的心声。
杨庆祥察觉到，作为一个80后，缠绕他的“失败感”，并不仅仅是他的个人体验，甚至可能是一代人的集体感触。
他将个人经验、观察和思考写成一本书，并在书中直言：“80后是失败的一代。”
正如书的标题，他还为自己和同代人提出了一个问题——80后，怎么办？
在一个财富快速增长的社会，我们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，不能回报家庭和社会
失败感曾经以极具现实主义的方式降临在杨庆祥身上。那是在2011年，他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后，不得不第三次从租来的“蜗居”里搬走。
那天，杨庆祥收拾好行李准备回家过年，出门时遇到房东老太太，还很热情地跟她打了个招呼，告诉对方“我明年回来还住在这里”。回应他的却是老太太冷冷的“逐客令”，说她要把房子从他们几个“散客”那里收回来，再租给中介。
那间14平方米大小的、短暂栖身却很快失去的房间，在当时的他看来，是自己在北京租到的“一个稍微正式一点”的房间。在此之前，他开始租住在学校附近一个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筒子楼里，暂供他栖身的是一个12平方米的单间。月租800元，不能洗澡，也不能做饭，三层住户十几家共用一个厕所，厕所木头门上还挂着锁。
住进老楼后，生活也变得不“现代”了，他每天骑车去学校吃饭、洗澡。这种日子坚持了3个月，熬到严冬来临，他只好放弃了。
后来他“升级”了自己居住条件，那是个合租房客厅里的小隔间，大约12平方米，月租1000元。但“致命”的缺陷是，房间的一面是用毛玻璃隔起来的“墙”，因而隔音和隔光效果很差。夜里，如果有人突然跑到洗手间洗澡，或者走到客厅开灯拿东西，他就会被吵醒，于是只好用眼罩和耳塞把自己“全副武装”起来。就算如此，这个年轻大学教师也能忍受。
不过，他“忍受”的机会也很快被剥夺了。在他住了大概半年后，中介公司和房东发生了纠纷，他被通知“换租”。
对那时刚工作的杨庆祥来说，过上这种困窘的租房生活是“迫不得已”的。在2004年以前，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师可以分到一个小房间作为“过渡房”。但那年以后，为了响应国家住房改革制度，这个政策取消了。而他每个月的收入又不够去租住太昂贵的房子。
等到再次租房被“赶走”，杨庆祥的心情一下子变得“非常沮丧”。那天，坐在回安徽老家的火车上，他很“抓狂”，不停地打电话联系中介租房。焦虑的同时，他想到“我这个情况可能不是糟糕的，可能还有很多同代人都在经历我这样的故事”。
他经常能听到身边的同龄人讲租房时遇到的各种遭遇。租房，是在异地工作、没有住房的年轻人，几乎都会面临的生存问题，也往往是他们刚踏入社会就要上的一堂必修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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